年度盘点 | 跨年了，主编让我写一写年度总结
前一阵，主编絮絮叨叨让我写一写年度总结，原话是：“最好元旦前发出来”。他叮嘱了好几遍，不知道是怕自己忘了，还是怕我忘了。
于是，我从2021年12月30日开始写，一直写到2022年1月中旬。眼看快写完了，他双眉紧锁，面露犹豫地说：“要不然，春节前再发？”
这并不是一篇年度盘点。更准确的说法，应该是2021年下半年采访手记——严格意义上，我开始写作家专访，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。
说这样坦诚相对的话，或许会暴露出自己是一个新手的事实——就像注册了一个游戏账号，刚过完新手教程，提刀走出新手村。
这是事实，我无法回避。
这半年里，我按照时间顺序盘点了6次专访。虽然情境不同，但我们彼此都触摸到了一些东西。第一次见采访对象，要建立起信任感并不容易。但我想，一旦把自己剖开，会得到回应。
1
皇帝的新装和生活的真相
采访对象：王璐琪
采访时间：2021年8月6日13:30
采访地点：北苑路某咖啡馆
认识王璐琪很偶然。7月9日去江苏盐城的研讨会的人，本不是我。因为对口同事比较忙，几经辗转后安排我去。那时南方正值雨季，空气里涨满水汽，被子潮得像泡在水里。
研讨会上，作为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得主，王璐琪有一段简短发言。她提到了新作《十四岁很美》——一部写到未成年人性侵的现实题材小说。不久后，前顶流明星吴某凡常驻热搜榜。我在网上找相关图书，然而除了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，很难找到下一本。这时，我想到了王璐琪和她的《十四岁很美》。对于这次采访，王璐琪回复：“随时有时间。”
那时，她正在经历一段困顿期，已经9个月没动笔写作了。起因是她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，把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写了下来——14岁的姜佳，在过完12点生日后被性侵，罪犯是父亲的直系领导张肃军。因为题材敏感，《十四岁很美》没有线下宣传活动。不断有人问她，甚至有质问——为什么要写这个题材？为什么要给孩子看这么残忍内容？
曾在童年遭受过性侵的受害者大多会成为缄默者，即便受到伤害，也会默不作声。心理医生或许是离他们最近的人——有人因此患上抑郁症、情感障碍，需要药物治疗。王璐琪只是书写了这一群体可能遭遇的困境，她却因此陷入困顿——就像站在山顶高喊，却迟迟没有等到回音，她不清楚自己做这件事的意义。大概相当于，身在旅途，却深陷迷雾。
就像《皇帝的新装》里戳破谎言的小孩，王璐琪揭开了真实生活的一角，露出生活的残忍一面。在此之前，我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困顿。我们自嘲，“两个困顿人的人总能做一点事情。”稿子发出来后，我转发给近300位教育工作者，其中有教育局副局长、教研员、校长、一线教师。幸运的是，这次《十四岁很美》得到了积极回应。
事实上，学校很重视性教育、安全教育，问题在于缺乏授课材料。还有一位教师为此专门给我打了一个40分钟的电话，讲她身处的山区学校，很多女学生要走很长的山路回家，一个人走夜路，而小路没路灯。这是一件很综合的事儿，需要很多人托举。
我在稿子里《一位儿童文学作家，为什么执意要写未成年人性侵的现实？》夹带了一句“私货”。正文第一句：“王璐琪出现在咖啡馆，她很瘦，一米七三的身高，像一根旗杆一样飘过来。”
这是外貌描写，“旗杆”也是一个意象。空有旗杆，没有旗帜，意味着无人声援。我想成为那个人，那个为她摇旗呐喊的人。如果我不说，也许这份爱意永远不会被发现。这大概就是身为写作者的“特权”。
前两天，我在整理书架时，翻出了研讨会合影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在三四十人的大合影里，我和王璐琪竟然挨着。照片里的我们还没加上微信，更不知道8月6日会再见。人和人的缘分，有时就是这么奇妙。
2
大考与午后
采访对象：阿乙
采访时间：2021年8月8日下午13点
采访地点：达美广场
采访阿乙是一场大考。《骗子来到南方》里，我有2篇没读懂，这2篇恰好是作者在意的。这跟期末试卷最后一道大题，老师重点都划了，但偏偏答不上是一个道理。直到见面前最后一刻，我都抱着书试图读懂，哪怕是忐忑地在坐马桶上。
阿乙很容易疲惫。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成年人因为说话累得趴倒在桌子上，就像跑完男子3000米体测，带着急促的喘气。前两年，阿乙生过一场大病。如果在社交媒体上搜索他的照片，有的胖若两人——刚出院，受药物影响，有的瘦——恢复一段时间后，整个人消肿，瘦了一圈。
一行5人坐在咖啡馆，阿乙拎了一只红色纺布袋，里面装着从超市买的花生。花生没成为突破点，他只是觉得好吃，偶尔会买，并未和写作形成一种特定关联。聊累了，他会离开人群，走到一边，独自待一会，翻翻书，看看窗外。调整好了，过一会，他会重新回到座位。对于这样的场景，阿乙的朋友们很习惯，交谈一切如常，气氛融洽。
初来乍到的我始终面带微笑，然而内心正在经历一场小型崩溃——问题没问完，采访对象离席。天呐，还有比这更崩溃的事吗？我捞住左手边的作家孙一圣聊天，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，把大圣当做旁采对象，将采访进行到底。采访持续了四个多小时，其间主编提了两三次结束，我愣是坐住，一直没起身。无论如何，还要再坚持一会，我这样想着。
即便是去地铁站的路上，我也紧紧跟着阿乙，看他把手机拿出来录音，听他谈论路边的修车店。阿乙很适合作为写作对象，他的经历带有高浓度的故事性。当一个小镇青年决定出走，他和命运缠斗，与病痛抗争，没有什么能把他摁在原地。他存在的本身就在向你证实着一个确凿的道理——只要努力，一切都能实现。这里有等待，孤独和勇气。
很多媒体前辈写过阿乙。采访之前，我自己做功课，搜索到一篇特稿《GQ 报道 | 阿乙：作家、病人，父亲的葬礼》。这是一篇可以用“史诗”来形容的报道，当时我就知道，我做不到这个程度。那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我想，只能记录下当时那一刻的阿乙，这是我唯一也许能做到的事，这也是我在去见他之前就知道的事。
或许是因为时间过长，阿乙足以从疲惫里休整过来；也许是因为我点了一杯一样的美式咖啡；也许是因为我不够矜持地吃掉了很多花生；也许是因为我在聊天时随口背出了《用进退废》里的原句“我常为如何用掉自己犯愁”；也许是因为，刚一见面就老实交代了没读懂“大题”的实情；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，阿乙和朋友们聊得很开心；还有一种可能是，他本身就是一位心慈手软的“考官”……总之，这一程我拿到了足以安心写稿的素材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场大考。
感谢那个午后，和桌前的我们。（专访 | 阿乙：我不是传递真理的人，只想讲一个故事）
3
人能被一杯咖啡唤醒
采访对象：周晓枫
采访时间：2021年8月12日18：30
采访地点：好书探直播间
直到现在，同事偶尔还会提到专访《周晓枫：我是一个在文字里勇敢，在生活中胆怯的人》的开头——在进入“作家”身份之前，周晓枫需要一杯咖啡。写下这句话之后，我也确实获得了某种安全感。
周晓枫是好书探直播间的第一位嘉宾。专访安排在直播前的半小时，摄像机、补光灯启动，地上是密密麻麻的线。倒计时阶段，所有人为此人仰马翻，而她最迫切需要的是一杯热水——用来泡咖啡。
我们坐在同一张圆桌前，一抬肩膀就能碰到对方的手肘。她撕开速溶咖啡的包装袋——最常见的雀巢三合一，搅动咖啡的样子，仿佛纸杯里是拯救一切的灵药。当然我知道，那只是一杯咖啡。
这一刻，带来了一种巨大的冲击——一位屡获文学大奖的作家，仍然存在着不自信的时刻，这种不自信产生了一种张力。这种真实感，极度迷人。
直播时，我在幕后工作，时常无意识地看向她手边的纸杯。你很难想象，一件寻常的事物会带给人多大的安定感。或者说，人在某一刻是能够被唤醒的，哪怕只是用一杯咖啡，也能唤醒身体里属于作家的自信和状态。
后来，那个本该进垃圾桶的包装袋被我揣进了衣兜，它跟着衣服回到家，躺在桌上很长一段时间。写稿时，我看着那个包装袋，就像回到了那一刻，那时周晓枫还在身边，刚接的水还滚烫。
写稿的时候，我一边打字，一边喝咖啡。我在试图想象，一位在写稿时必须喝咖啡的作家，如何开始一天的工作。直到白色的热气爬上屏幕，我也并不能全然抓住这种心境。但我相信，这件事本身具有令人安定的力量。
4
爱情的迷人与可能性
采访对象：文珍
采访时间：2021年9月7日上午10:00
采访地点：集合线PunchLine
如果采访地点由作家定，作家一般会选择自己熟悉的场地。采访地点是文珍定的，但她找不到，因为她也是第一次来。文珍也是我遇到的，第一位一进门直奔厨房，找厨师长打招呼的作家。这一切都让当时的我感到新奇。
她和厨师长是球友，这也是她第一次来球友的工作地。后来，厨师长成为旁采对象。可能因为我太秃，导致我格外关注头发。套用一句俗套的比喻，就像《泡沫之夏》里的尹夏沫，文珍有一头“海藻般”的长发。她的声音很轻，软软的，像蘸了白砂糖的糯年糕，观点却很犀利，爱与憎泾渭分明。
《气味之城》是她的旧作，2021年再版，《找钥匙》则是新作。这两部书都是写爱情，但能看到显著的变化：一开始是写炙热的爱情，写游离的情感、写极端的爱欲，后来写人性、写现实、写境遇。
我特别喜欢《有时雨水落在广场》，这篇讲的是老年人的爱情，写了人生的无可奈何——有时雨水落在广场，有时不落在广场。故事本身很奇特，在大多数爱情小说里，主角多是红男绿女，亦或是命运跌宕的中年人，鲜有老人作主角。
《有时雨水落在广场》里，老刘老来丧偶，到儿子家被儿媳嫌弃。小说主要用男性视角，但我还是不可避免地想到了姥姥。
老人的生活有特质。我上大学时，假期会去姥姥家。看报纸之前，她要先掰开眼镜盒，架上老花镜，报纸翻页时，会扇起夕阳下的细小尘埃。晚上睡觉前，她打开电视，把声音调得很大，看一会电视，又在电视声中睡着，一会又醒来，一会又睡去。如果没有生活细节，无法写好一个让人确信的老人。
当我分享了与姥姥的相处，文珍也讲述了自己的家人，以及家中的长辈。具体内容不再重复，详情可点击原文。（《专访 | 文珍：进入写作下半场》）
事实上，那篇专访是过长的，大量笔墨用在作品解析上。我不确信这样处理是否恰当，只想传递一个信号——文珍不仅仅写了许多个好看的爱情小说，看完以后要再往前走一步，故事本身值得思考，这和你有关，也和我有关。
在某一刻，我们可能是《张南山》里渺小、孤独的快递员，可能是《北京爱情故事》里在抉择面前摇摆的卖麻辣串的女孩，有可能是《地下》中无法停在原地的小音，也有可能是《第八日》里陷入失眠的银行职员顾采采。我们或许渺小，但绝不卑贱，与命运搏斗或许会落败，但决不放弃。
文珍讲到了猫。她的微信头像是猫，家里养了3只猫。我在稿子里也写到了猫，写猫是为了带出作家在家的状态。她与动物的相处，存在柔软的部分。文珍是年少成名的作家——老舍文学奖最年轻的得主，至今仍是这一记录的保持者；也是在写稿时，一旦发现冰箱里巧克力、果冻空了，立马下单补货的普通人。这段之所以在稿里没写，主要是因为篇幅不够（太可爱了，没舍得写）。
第二次见面，是在好书探直播间。当天，我们很默契地穿了深蓝色和藕粉色的衣服——恰好是《气味之城》和《找钥匙》书封的主色。直播日期是9月9日。文珍喜欢单数，单数意味着不圆满，还有提升空间，而9是十以内最大的单数，当天又逢九。
如果把直播当天视作一场小型友人会面party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至少现在回忆起来，是这样。
5
达成一个隐秘而巨大的欲望
采访对象：孙惠芬
时间：2021年9月17日9:50
地点：一楼咖啡厅
这次采访有点像电视连续剧，一集接着一集。2021年7月，我去了盐城研讨会，后来几位编辑看过王璐琪的专访，于是这次出新书责编想到了我。采访时间是一整个上午，出版社只约了我一个记者。对于这样的安排，直到今天想来，我都心怀感激。
事实上，采访孙惠芬，对于我来说，是一个隐秘的、巨大的、膨胀的、无处安放的欲望。如果你曾经对一个人念念不忘，那你大概能理解这种感受。我对《寻找张展》就是这样。几年前的一个冬日，那是一个周六，我一口气看完整本书。当时特别想采访作者，但那时我在北京，作者大约在大连，相隔很远，中间看不到联系的可能。
2021年，《多年蚁后》的责编找到我。这完全不是一个找上门来的活，而是我终于遇到了她。说起来有点矫情，《牧羊少年奇幻之旅》有一句话：“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，全世界都会来帮忙。”那一刻，我就是这个感觉。
拿到这个选题，一个很轻易的做法是，用“转型”作为锚点。这里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转折：一位写了几十年成人文学的作家，到了60岁这一年突然写了一本童书。
我选择了一个更难实现的方向。我坚信：一个作家不会突然转向，写一本不属于自己的书。既然写了，这本书一定属于他。《多年蚁后》里有苦难，正如《寻找张展》里也有苦难。如果不用成人文学、儿童文学这条线来划分，那么这两本书就像姊妹篇，甚至可以找到对应人物。
采访的时候，孙惠芬很惊讶，她写的时候不觉得，听我这么说，她感觉到“有个东西被奇妙地打通了”。在审稿时，她敲下了“童童是张展的童年”。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——作家认可了我的猜想，并且“盖棺定论”。
我也产生了一种交卷的错觉。上大学时有一门课，全系一起上，两三百人在一间大阶梯教室里沙沙地写，分析文学作品、影视片段。就像砸一个钢球，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砸，也没法像敲开一枚鸡蛋一样打开它。在这门课上，我永远碰触不到核心。以至于毕业后多年，还会梦见上课的情境，醒来后怅然若失。但自从看到“童童是张展的童年”这句话后，我再也没做过这个梦。
为了写稿，我买了一溜书，有作者的《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》《致无尽关系》《吉宽的马车》《生死十日谈》《上塘书》《后上塘书》，还有她推荐的《无名的裘德》《昆虫记》。看书的时候，孙惠芬好像在身边，我找到了某种写作的节奏感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学会如何写一个句子。
专访从作者前往北京参加研讨会的前一晚写起——因为太过担忧，不敢带厚外套。结尾发生在出租车上，一行人赶到研讨会现场。最后一句是：“如果她能提前知道，也许在那个离开大连的晚上，她可以松一口气，带几件厚外套。”
在时态上，首尾实现了一个闭环。好像没走出多远，但由新作《多年蚁后》生发，通过几部重点作品贯穿起作家的创作历程。
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出这一点：正文第一段模仿了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。
许多年之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良诺·布恩地亚上校将会想起，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下午。——《百年孤独》
多年以后，面对记者手边的《多年蚁后》，孙惠芬回想起确信自己能成为作家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
因为庞大的信息量，加上时态的复杂性，我一时间很难处理，而《百年孤独》正是一个经典开头。然而，化用了一个如此伟大的开头后，我也遭到了“报应”——写第二段时，异常艰难。换句话说，你得写成什么样，才能不辜负这样一个开头？于是，第二段写了又删，删了又写，搁了足足2天，第二段才写出了开头。虽然也并不满意，总归可以继续下去。
写稿的时候，作家好像还在我身边。就像我的母亲，我的姥姥，我的至亲，我们无限靠近，甚至身体都产生了部分黏连。当我把孙惠芬的照片发给母亲，问她像不像姥姥，她说不像。我想进一步解释，但想了想，也没再反驳。她说的是外貌上的不像，她守着实体的姥姥，而我说的是精神上的相似，同样的慈祥和温和。（专访 | 孙惠芬：一旦人物活了，写作常常是被推着走的）
6
生活的每一刻都弥足珍贵
采访对象：孙一圣
采访时间：10月16日11:00
采访地点：朝阳大悦城
第一次见孙一圣，是在达美广场，达美广场和朝阳大悦城很近。从上一次结束的地方开始，我们再一次回到原点，这一次他是主角。
第一次见，我就想写写孙一圣。产生这一个想法，是因为他说：“早一点的时候没桌子，抱着笔记本在出租屋的床上写”。这句话一下子就打动了我，一个很形象的、北漂青年的身影出现了。
《夜游神》是他第二部小说集，与第一部《你家有龙几回》相比，叙事风格差异很大。初读时，我过度执拗于字词，读得磕磕绊绊，直到把小说当做电影来看，才顺利读完。虽然才出第二本，但孙一圣找到了写作目的，这很宝贵。
当天，我们聊了5个多小时，音频长到没法直接上传速记平台，单个音频上传最大时长是5小时。我必须把音频截成2段，才能传上去。采访时间长，主要是问了太多关于书的问题。采访前一晚的深夜，我才读完整本书。于是，我在书上贴上便签，横贴的黄签一定要问，竖贴的红签和黄签位列第二、第三，竖贴的蓝签时间充裕可问。
读《还乡》时，我发现“赵立人”是“我”的父亲。孙一圣回答：是，因为“我”和“父亲”关系一直不好，所以一直叫姓名。《夜游神》里，我读出了毛毛不要钱。第二天，“我”在床头留了100元，前文有铺垫“无论姑娘要价几何，我则多加一百块”。
每发现一处，大圣就会说：“这你都看出来了。”就像玩扫雷游戏，我每扫出一处，他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读《夜游神》，让我想起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创作的油画《记忆的永恒》，钟表软塌塌地挂在树枝上、半搭在桌上，物体发生着形变。在孙一圣的小说里，外物随内心发生着变形，这种变化不可预知，有着自圆其说的逻辑。
《记忆的永恒》
《山海》里，孙一圣写到：“我没想到，死人火化也要排队。我们这样的小小城市，一天竟然会死这样多的人。”2021年12月底，我去过一次“候灰室”，屋子就像火车候车室，一排排直挺挺的铁座椅，人群成堆聚集，永远人满为患。尸骸烧成了白色，盛在一个铁盘子里被端出，骨头在冰冷的空气中冒着滚滚热气，烧得又烫又干又脆。
候灰室
《夜游神》里，大圣写了殡葬习俗，纸钱分带窟窿的和不带窟窿的。在老家，孙一圣的父母卖殡葬用品。对于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，这种经历无疑是独特的。这让我想到余华，他的父母是医生，儿时余华老在医院待着。夏天很热，他会去太平间睡午觉，因为凉快，醒来以后，一滴汗都没有。长大以后，余华读到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是“死亡是凉爽的夜晚”。余华一想，这就是他在太平间睡午觉的感觉。
我想，也许孙一圣也有类似经历。他说：“跟正常做生意差不多，卖一打阴票（冥币）跟卖一块豆腐似的。”听到这，我的内心简直在雀跃，这句真是太棒了。孙一圣也很喜欢余华，《夜游神》是主题性小说，他认为《活着》是最好的主题性小说。
16日是周六，商场人多。问答一直持续，“中场休息”是一人去卫生间，余下的人看包。有一次我回来，发现大圣坐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答得筋疲力尽。回家后，我进行了自我检讨，把采访搞得像跑了一场马拉松。
文中老鼠的小故事是交换来的。我讲到，我和母亲住过一间老房子，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能听见老鼠在棚顶跑过。于是，他也讲了一个。在这个故事里，第二天，他扔到墙上的老鼠被拍死了。这里有一种特别醒目的力量感。
附赠一个彩蛋：稿子见报后，要给大圣寄报纸，他留的收件人姓名是“孙悟空”。最后，感谢在完稿过程中，帮助过我的老师们。（专访 | 孙一圣：写出生活被忽略的一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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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好书探
初审：江玉婷
复审：张中江
终审：张维特
排版｜童 尚
好书探，我们绝不放过一本好书